扩展个案研究

作为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一项基本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斯特克强调个案是一个“有界限的系统”。所谓“界限”，指的是个案与其他个案及其环境之间的区别；所谓“系统”，指的是个案之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单位。根据研究目的，斯特克进一步将个案研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内在的个案研究，强调研究个案是出于对该个案本身的兴趣，而非因为该个案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种特殊性质；二是工具性个案研究，即研究者更多地将个案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工具；三是旨在探究某个总体或一般情况的多个案研究。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像内在个案研究这样只注重对个案的描述，而不追求概括性结论的研究很少——“走出个案”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对个案研究的共同追求。对于如何“走出”，如何从微观、特定的个案走向宏观、一般的总体，成为后来学者争论与探究的焦点。

早期学者认为，在个案研究中，微观可以直接上升到宏观层次，通过考察微观生活得出的结论可以等同于对整个社会的宏观认识。因而个案研究方法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通过对个别个案的研究，洞察整个社会，探寻出体现人类社会普遍性的规律。但随着社会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增强，微观的个案研究越来越难以作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加之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计算、无懈可击的预设，使个案研究相形见绌，个案研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个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无法说明自己具有多大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微观性与反历史性的特征也使其往往忽略了宏观因素的作用。个案研究面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个案研究中这一“走出”方式的合理性。在个案研究的发展史上，研究学者对这个问题有四种应对方法，分别是超越个案的概括——类型学的研究范式、个案中的概括——人类学的解决方式、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今天小编给大家重点介绍扩展个案研究方法。

扩展个案研究方法是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标志之一，由格鲁克曼首创，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的情境中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再关注“当地人”应该做什么，而开始记录当地人实际上在做什么。同时考虑那些发生在时空之中的真实的事件、斗争和戏剧性场面，展现了规范性描述和日常实践之间的矛盾，并在追溯这些矛盾时，不仅考虑内在的冲突，同时把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世界历史背景等因素考虑在内。这种方法具有将某时某地的微观个案引向宏观分析的巨大潜能，在学科方法论上影响深远。

扩展个案研究与传统个案研究的区别首先体现在研究层次上的差别：传统的个案研究通常将他们的研究结论局限在他们研究的日常世界的范围内，无力或者无心顾及广泛的历史模式和宏观结构；扩展个案研究则追求自田野“扩展出去”，它将反思科学运用于民族志，旨在从独特中抽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其次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的立足点上：传统个案研究是站在微观个案的基础上理解宏观因素对微观生活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一种建立宏观社会学之微观基础的努力。而布洛维赋予扩展个案研究的创见，在于立足点的方向转移——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来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用布洛维的话来说，它试图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扩展个案研究方法所解决的问题是：

（1）扩展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实现了对问题的深入理解。问题可大可小，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分析时充满了反思性，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在宏观与微观因素中的往复运动解答问题。

（2）扩展个案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者立足点的转移，解决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难题。

（3）扩展个案研究方法通过理论重构产生了一般性法则。理论引导了介入方式，将处境性知识构造成社会过程，并将社会过程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用个别个案来观照、修正理论，进而产生新的一般性法则。理论重构也是扩展个案方法的目的所在。

（4）扩展个案研究方法解决了传统个案研究面临的普遍与特殊、微观与宏观的批评问题，稳固了个案研究存在的正当性与意义。

在重建和发展扩展个案方法方面，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社会学第一人。布洛维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2003-2004 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主张将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他通过自己在赞比亚作的一项经验研究，具体展现了扩展个案方法的应用。

布洛维于1968-1972年在赞比亚进行了为时四年的田野工作。当时赞比亚刚获得独立，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对白人经理和专家的依赖很严重。但新政府致力于消灭白人的优先权，开展“去种族化运动”，即所谓的“赞比亚化”。布洛维选择了赞比亚铜带省的两家公司，企图研究跨国公司面对后殖民政权的应对政策和策略。与赞比亚独立前相比，在“赞比亚化”运动之后，公司内部雇佣了许多赞比亚人。由此政府认为其“赞比亚化”的政策非常成功，但布洛维却看到白人与赞比亚人之间的“种族区群的隔离”依然存在。对此，布洛维认为不能局限于用“种族歧视”来分析，还可以从“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

扩展个案研究方法的“合法性”正是在反思性科学模式之下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对应反思性科学模式的介入、过程、结构化、重构的四项原则，“扩展”可以具体化为四个操作维度：即从观察者到参与者；时空扩展；从过程到结构；理论扩展。对该案例也可以从这四个维度展开。

（1）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布洛维是以人事研究官员的身份进入研究现场，他能够认识到他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自己的介入也推动了公司的“赞比亚化”。

（2）从时空上扩展观察。“赞比亚化”深受历史因素以及身处不同社会空间的各类行动者的影响。政府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取铜业的税收，会支持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白人对公司实际管理权的占有。而那些接替他们的赞比亚人，虽然有管理层的职位，但由于白人从历史中积累下来的“传统”和“克里斯玛”要素，已在赞比亚人心中化为“专家”和“惩罚”的象征，他们却不具备这种合法性。这些赞比亚人接替者只能借助正式的科层权威来“压制”不认可其权威的下属，而这些下属往往是那些白人倾向于雇佣的廉价赞比亚工人。带来的结果是白人对赞比亚人的支配地位得以延续，赞比亚人接替者和下属赞比亚人之间的关系却趋于紧张。而公会是不会挑战这种隔离，他们关心的只是赞比亚人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机会，对上层监督者的变动不感兴趣。由此种族隔离的社会过程得以再生产。

（3）从过程扩展到结构。布洛维将这种种族隔离与外部宏观力量关联起来，通过比较殖民时期的“非洲人进步”和独立后的“赞比亚化”，以及自上而下的“赞比亚化”和自下而上的“赞比亚化”，他发现更深层的原因是“赞比亚化”受到统治阶级的反向制约——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了维持白人地位的措施。

（4）扩展理论。这种宏观事实的扩展实际与理论扩展密不可分。布洛维突破了传统有关新兴国家的两种研究模型，借助“阶级分析”指出，正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阻碍了“赞比亚化”的成功。同时，布洛维通过该案例的分析重构了法农的阶级分析，在对其“生产关系”的分析之外，又补充了“生产中关系”的分析。

最后学者们对扩展个案研究方法的反思主要是认为布洛维在早期并没有明确回应扩展个案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而在晚期，他虽然直面了“代表性”问题，却对将它归入到实证科学模式之下的问题予以否认，转而分析它在反思性科学模式之下对理论重建的意义。这实质上是连同个案研究的整体认知追求也一起抛弃了。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布洛维开始认识到由于异质性问题的存在，个案研究即使可以借助理论和宏观力量进行扩展，也可能不能阐明整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