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愈晓：定量研究中的“定性”元素

编者按：今年正值《社会学研究》创刊30周年。社研微信公众平台特设“社研30年纪念专题”，包括“审稿人篇”、“作者篇”、“编者篇”等专栏，分别推送由本刊审稿专家、作者、编者撰写的原创纪念文章。欢迎关注。

吴愈晓

【作者简介：吴愈晓，广东河源人，中国人民大学学士（1996），北京大学硕士（1999），美国西北大学博士（2006），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后研究员（2006-2008）。曾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职（2008-2013）。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性别与劳动力市场。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杂志发表论文12篇。并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和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等英文杂志发表过学术论文。】

今年是《社会学研究》杂志（以下简称《社研》）创刊30周年。承蒙编辑部厚爱，邀请我写一些文字，谈谈我与杂志之间的故事。因为这份杂志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职业生涯关系密切，所以我满心欢喜接受了邀请，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回顾并梳理自己与这份社会学旗舰杂志之间的“缘分”，也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心得。

《社研》在我国社会学界的地位无须赘述。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我读博士期间，《社研》在我心目中都是难以企及的高峰，所以一直没有勇气投稿。直至2008年我结束了在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进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之后，才开始向《社研》投稿。从2009年我发表第一篇《社研》文章开始到现在，我一共在《社研》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的身份发表了5篇文章。由于我文章的产量较低，因此《社研》是我目前发文频率最高的杂志。

回忆我在《社研》的投稿和发表经历，总体而言可以用“比较顺利”来形容。我发表的前3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举中的。后来投稿的2篇文章经过了2轮的审稿修改过程后也最终发表。虽然看似顺利发表，但研究、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艰辛，可能只有我本人和合作者能够深刻体会。回想起来，感觉自己投给《社研》的每一篇稿子，都几乎是倾尽自己的心力，从想法的产生到成稿投出，每篇文章耗时都超过一年，有的甚至超过两年。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完成初稿之后先发给同行朋友审阅，并参加学术研讨会，得到回馈之后不断修改，然后才敢投出。粗略算过，我投给《社研》并成功发表的所有文章，从立意到见刊，平均每篇花费的时间都超出2年。

我在《社研》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定量方法做研究的。《社研》编辑部发给我审的稿子，也都是使用定量方法的。另外，我在学校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定量研究方法课程，也曾在国内多个“定量方法暑期班”和“方法研讨班”担任过定量方法和数据分析课程的讲员。因此，将我定位为一个“定量方法”研究者，我当然不会有异议。但其实我是有一定的定性研究训练背景的（由于训练时间不长，功力很浅）。1996至1999年期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跟从导师杨善华教授学习参与观察和访谈的研究方法。在硕士的三年时间里，我跟随杨老师到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多个地方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直到现在，当年的实地调研经历和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使用获得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硕士论文并发表过学术文章。后来到美国读博士期间，我也非常认真地修习了一门定性研究方法的课程。但是，在博士一年级我修习了Arthur Stinchcombe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在理论、方法论以及组织研究等诸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提倡方法多元主义，其本人使用历史比较方法、定量方法、民族志方法和实验方法从事过多项有代表性的研究）的方法论课程和李博柏教授（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定量方法课程之后，对定量研究方法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刚好我的博士指导老师Paula England教授（目前在纽约大学任教）也是定量分析方法使用者。因此从博士阶段开始，我的研究方法训练的重心转向定量方法。但是这种转向并不是否定定性研究方法，我仍然喜欢使用定性方法做的研究（包括人类学的研究），对使用定性研究学者也心怀敬意。更为重要的是，回顾我的“定量研究”历程，发现其实我所做的每一篇定量研究论文，其实都有很多“定性”的元素，虽然这些元素不一定出现在正式发表的文本中，而是存在于文章幕后的每一个研究阶段或环节当中。

举一个例子，我发表在《社研》2010年第2期的“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一文，其立意和研究的缘起可以说是来自“定性”的观察和经验。我小时候曾经生活在农村，后来当我回村探亲的时候，经常听到关于那些“成分不好”家庭的孩子的励志故事；另外，我硕士期间到农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于“地主老财的孩子又回来了”的传闻。这激发了我探究关于“旧精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村精英）和“新精英”（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村精英）的代际流动模式的强烈兴趣。通过分析抽样调查数据，我发现无论是旧精英还是新精英，其后代在改革开放以后都确实更可能获得精英职业（地位），即精英再生产。但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这两类精英再生产的路径并不相同，旧精英的后代更可能在体制外的经济领域获得成功，而新精英的后代更可能在体制内获得成功。为了印证这一定量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我还使用了“定性”的方式进行了“再调查”。例如，我询问（面谈或电话的方式）了一些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同事或朋友，请他们根据自己村庄的实际情况，看看我的统计结果是否令人信服（所幸的是我确实得到了较肯定的答复）。另外，一篇好的研究论文，还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需要对观察到的规律或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性的解释。我在文章中借鉴了“文化资本”理论并提出了“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这一概念来解释上述的经验发现，除了受到撒列尼（Ivan Szelenyi）1988年出版的著作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的观点启发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杨善华教授跟我分享的关于中国东部某省私营企业主访谈的案例。杨老师提到他和他的团队在访谈私营企业家的时候，发现很多私营企业主最初并不想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道路，而是希望他们进入体制内就业，但最终事与愿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孩子最终还是“继承衣钵”。杨老师总结这些案例时提到“这些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并归顺了这种企业经营文化或职业规范”。杨老师的定性研究发现以及解释对我这篇文章理论观点的提出有很大的启发。我倾向于相信潜移默化的“文化”因素在农村精英地位的代际传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农村精英再生产的社会机制。总而言之，我这篇形式上较为典型的定量研究论文，其选题、验证和理论解释等重要的环节，处处都有“定性”的元素。

实际上，除了上述这篇文章，我发表在《社研》以及其它杂志的所有定量论文，在选题、论证、数据分析和结果解读等多个环节，其实都有“定性”的过程存在。首先，多数情况下，启发我的研究选题的，往往是我亲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定性”事件。例如，我对教育问题的兴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而且长时间跟随父母生活在中学校园里面，亲历或目睹了很多与教育有关的事情。其次，在对抽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之前，或者在数据分析结果出来之后，我通常会使用定性的方式（如对朋友或邻居进行非正式的访谈）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或验证工作，试图通过（额外的）不同类型的证据来增强我对统计分析结果的“信心”。第三，即使是数据分析（模型估计）这个较“纯粹”的定量方法环节，其实都有“定性”的成分存在。例如，统计模型中加入哪些控制变量，加入之后核心自变量系数发生了什么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等等，都需要研究者不断回到我们回到现实的社会场景，从现实社会寻求依据，而不是仅仅从教科书或统计结果来进行判断。我认为这些过程其实往往是“定性”的。

说这么多，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深刻理解我们的现实社会并建立理论解释的话，不同类型的“证据”和研究方法其实并不是对立或相互排他的。相反，这些不同的方法或证据类型在同一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可能是融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的文章最终以一种方法及其相应的研究范式呈现出来。我认为社会学这个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我甚至认为这是这门学科最有魅力的地方。由于训练背景、研究积累和研究范式差异等诸多原因，大多数研究者通常很难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并列）使用两种方法（虽然现在很多学者提倡“混合”方法），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一篇以“定量方法”方式呈现出来的文章，其“幕后”可能有许多“定性研究”的过程。

在定量研究方法课堂中，我经常跟学生们说一项优秀的定量研究除了统计知识和数据分析技能的坚实训练之外，需要直面两个“黑箱”。一个是“遗漏变量”黑箱，即统计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为社会现象纷繁错杂，总有一些想不到、观测不到或无法测量的因素不能放在回归方程中（因而全部归在误差项里面），如果这些因素与自变量和因变量有关，那么核心自变量就是一个“内生变量”，其估计结果是有偏误的，即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克服内生性的方法和过程基本上是“定量”的，我们可以通过修习并应用各种克服内生性的计量模型来达到目的。但是，即使我们在统计方法上做到最好，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仍然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黑箱”，我称之为“社会机制黑箱”。即为什么两个变量之间有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社会过程或作用机制是什么？只有揭示了机制，我们才能扩展已有的理论或建立新的理论，而因果关系本身并不能代替社会机制。很显然，要揭示社会机制，仅仅“定量”过程是做不到的，除了需要理论素养、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之外，还需要研究者回到现实的社会场景，不断与现实社会互动。这个过程，我认为更多是“定性”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这其实是一种形式的“移情”，即从模型呈现的“社会事实”移情到我们所身处的真实社会中来，并根据现实社会的逻辑来理解和解释数据分析的结果。只有这样，定量研究中的方程式和数字才能鲜活起来，通过数据讲述的故事才有韵味。杨善华教授指导我做定性研究的时候，经常强调“实感”和“移情”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也发现，做定量研究同样需要“实感”和“移情”。

总而言之，根据我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我认为好的定量研究是不能缺乏定性的元素的。虽然我使用定量方法写文章，却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一些定性研究的习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经常会下意识地对自己想了解的问题进行“无结构访谈”。另外我也相信，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测量工具足够先进，数据资料足够丰富而且真实，分析定量数据同样可以再现研究对象（个体或社区）的原貌，让研究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探讨事件的过程或意义。因此，我倾向于同意加里•金（Gary King）等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差异仅仅体现在研究风格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别上。其实，这两种研究的框架的逻辑是相同的……两者所依赖的理论、制定的研究设计及搜集的数据都是不完美的。”我也认同应星教授所说的“社会学的学术分层既不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之间的分层，也不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分层，而是会做研究和不会做研究的分层。”（参见应星：《社会学叙事的韵味与界限》，”社研30年“作者篇之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抽样调查数据的收集工作突飞猛进，可供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的高质量数据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定量研究方法的训练（包括大学里面的课程设置和各种定量方法暑期研修班）也不断发展。使用定量方法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关于两种方法的争论也越来越多。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价值取向方面有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社研》作为社会学领域的旗舰杂志，对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文章都能包容并尊重。根据粗略的计算，2015年《社研》发表的研究论文当中，定量和非定量方法的文章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我相信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对杂志本身、作者和读者甚至是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件幸事。值此《社研》创刊30年之际，我感谢这份杂志对我的肯定和信任。我衷心祝愿《社研》越办越好，与其它优秀杂志一起，带动我国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