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变迁时代的观察者

群学书院创始人周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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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京大学高研院十周年庆典时，举办了一个“学术伉俪”系列讲座活动。周晓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对嘉宾。周晓虹是社会学教授，朱虹是管理学教授。报告厅挤满了听众。 

周晓虹和朱虹的学术领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费主义。周晓虹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就谈到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消费革命的兴起。这本书，从萌发灵感到完成，整整用了25年的时间。 

周晓虹调侃，如果让讲究效率的商学院教授来写的话，可能只要两个半月，但他认为很值。“从1988年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变动，才使议题的讨论有了更宽广的论域。用25年邂逅一个宏大的场面，非常有意义。” 

文化反哺，是周晓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指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这个词近年逐渐从学术界走向大众，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概念。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就是从角色转换谈文化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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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周晓虹的父亲从部队离休，领了一笔服装费。父亲给了他200元，让拿去买衣服，但规定不能买西装。在父亲脑子里，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周晓虹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他背后虽然已经穿上了牛仔裤，但这200元钱却严格接受了“投资人”的决定。

但三年后，1988年的大年初一，父亲拿出一套西装，让周晓虹教他打领带。“当时我就震惊了。父亲也穿西装？从来严肃的父亲，竟然也为此向我请教。”周晓虹立即嗅到一些变化，这成为文化反哺概念的最初由来。这一年，周晓虹写了《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

1998年，周晓虹正在专心研究苏南和温州农村的比较，写出了博士论文《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这年里的一天，他听到好友美学教授周宪跟人谈电脑，谈不过了，使出杀手锏：“不对，不对，我儿子说……”。周晓虹像触电一样，立即问旁人，听到没，他在说什么？大家并不以为然。 

就是这句话再度给了周晓虹“社会学想象力”。他意识到，文化和知识的来源，判断对错的标准，开始从老一代到了年轻一代手上。“《文化反哺》这本书的副标题，‘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为什么是革命？因为两代人的关系整个颠倒过来了。” 

学富五车的美学教授的论证方式，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甚至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在数字化时代，亲代甘愿拜子代为师的现象，是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亲子关系“颠覆”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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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开始做一些案例研究。最先在南京选择了7户家庭，在北京“浙江村”选择了2户家庭，做田野调查和焦点组访谈。此时，人们对“文化反哺”的概念，还持“谨慎肯定”的态度。但调查结果出乎预料，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父母向孩子学习已经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研究结果让周晓虹相信：文化反哺这个概念是成立的。 

此后十多年，周晓虹继续做这项研究。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重庆五个城市做了77户家庭的访谈。从食品、器物、行为方式、价值观等各方面，对文化反哺现象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与分析。 

在他看来，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滑铁卢”，原来“无所不能”的父母开始在计算机面前败下阵来。手机，也体现了代际沟通的主导权，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访谈写道：几乎所有父母都承认，在操作手机上，尤其是发短信方面自己极其低能，这构成了他们向子女学习的内容之一。 

文化反哺是当今中国独有的吗？

周晓虹认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经历了30年的封闭、停滞后，突然剧烈转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文化反哺》写到三分之二，周晓虹被查出患了“肾癌”。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手术前一天检查，核磁共振却发现没有问题。经历了一次“生死”，他在书的后记里写了一段很煽情的话：“爸爸，我终于写完了。我用我的心血将我们父子因心灵的碰撞激起的一束情感的浪花，开掘成了一条汪洋恣意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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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周晓虹注意到，在中国市场上，羞答答地出现了第一本以中产阶层趣味为定位的《时尚》杂志，其基本主题是倡导中产阶层“消费、消费、再消费。”而当时，在大多数人脑中，过度或超前消费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2001年，“想象力”丰富的周晓虹开始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之一。2005年，他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个城市做调查，为当时的中产阶级画了一副像：月收入5000元，有大专以上学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在这五个城市，有12%的人达到这个标准，“现在觉得这个数字保守了。” 

这一调查发布出来，引起一片质疑。几周后，在Google搜索“周晓虹＋中产阶级”，有75400条消息。上海的一位白领把每一笔收支晒到网上：月入7000元，除掉开销，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质问周晓虹，我也算中产阶级吗！？而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年收入6至50万，也引起了争议。

“当时人们确实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层。”周晓虹感到很疑惑，“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为什么很多人对中国存在中产阶层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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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周晓虹去印度开会，在德里的一个三星级饭店，跟大堂经理闲聊，问他是不是中产阶级。大堂经理的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元，但却自信地说，of course，I am middle class。接下来，经理的下一句话，差点让周晓虹惊掉下巴：“你不知道吗，我们印度是中产国家”。那一刻，他想起了100年前访问芝加哥的韦伯，而孟买正像当时的芝加哥。 

就是在这一年，印度号称有7亿中产阶级。为什么两国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有那么大偏差？周晓虹想了很久，发现，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否认，可能源于对“middle class”这一词的误读。

“中国人一向很注意这个‘产’，强化了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其实中产阶级，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如果不受雇于人，除了自谋生计的个体户，那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了。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官方多用“中等收入阶层”一词来替代。” 

另外，周晓虹认为，人们对中产阶级和中产社会产生了混淆。一些学者写文章反驳，以中产社会的五条标准作为理由：第一，城市化率达到70%；第二，白领工作者大于或等于蓝领工作者；第三，恩格尔系数降到0.3以下；第四，基尼系数保持在0.25至0.30之间；第五，人均受教育12年以上。显然，对照以上几条，中国远远不够。

“我显然不认为中国已进入了’中产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还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 

周晓虹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它像股市和楼市一样，多少有些泡沫。但他的态度十分鲜明：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刚刚开始，具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从不幻想中产阶层的成长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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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曾下乡插队两年。在农村时，他很喜欢写东西，小说、诗歌都写，创作热情很高，在田间地头宣传队要上台，他五分钟就能写出一首诗来。1977年，恢复高考，670万人参加考试，录取27.8万人。周晓虹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医学系。他没有考中文系，“那时候傻乎乎的，觉得文学家都从医生出来的，郭沫若、鲁迅，所以就想干脆学医吧，就这么简单。” 

进了医学院，他还是“不务正业”，继续写小说，鼓捣伤痕文学。年纪稍大，理性渐长，发现当年写的小说，就像调查报告，已不能卒读。于是放下小说，研究起社会学。“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切百废待举，再说我一看那时领头的又是费孝通先生，我就考到南开去，把自己的一生都改过去了。” 

1990年代，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野蛮的活力，高校教师纷纷下海。1993年周晓虹碰巧到海南授课。先期下海的南开和南大两所学校的十位朋友来接他，十辆豪华轿车一字排开，让他随便挑，想上哪辆上哪辆。周晓虹上了一辆最豪华的车。半路上，十数位武警端着冲锋枪跳出来，喝到：把手举起来。朋友说别怕，估计是“出事了”，例行检查。第二天报纸报道，海口一家银行被抢走50万元，打死两人。

下了车，一行十几人向烧烤城走去。领头的朋友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像黑社会老大，两排女服务员齐刷刷地鞠躬，大喊“请”。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周晓虹现在还能记得朋友当时的表情。

那时，他的月薪是一个月150元，三个人住学校的宿舍里。朋友们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还有原始股。朋友说，干脆甭回去了。周晓虹还是回去了。1992年，周晓虹给仪征化纤写了一句广告语：“仪征化纤，与世界共经纬”，得到一万元报酬。后来那句广告语出现在各地的机场码头。当老师能维持兴趣，还能挣点外快，过得比较宽裕。朋友的飞黄腾达，没有给他太多刺激。

“如果换种生活方式能让挣的钱以几何级数增长，我也许会放弃兴趣；但如果只能以算数级数增长，当然兴趣第一。”周晓虹说，“其实商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跟他们一样，只是角色不同，Calling（天职）不同。我在课堂上的满足感也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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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的一次学术午餐会上，新闻系教授潘知常笑言：周晓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遗憾。

在周晓虹看来，遗憾其实是有的。“当你用25年完成一本书，而你又有许多研究兴趣时，你会感到以生之有涯对知之无涯，非常悲凉；我一生想写很多书，而留给你的时间只够写两三本好书，怎么会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