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迅猛，已经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完整的教育体系，目前中国大陆有超过300所大学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04所高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点，若干学校自主增设了社会工作博士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在不同的社会服务领域展开且逐渐显示出专业干预的效果，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持续推动与倡导下，社会工作已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成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承担着更为宏大的使命。为此，我们更加迫切需要反思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性这样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如何呈现其专业性？换句话说，社会工作在何等程度能够比沿袭多年的传统服务方式更好地回应社会的需要？更进一步地，社会工作如何凸现科学性？社会工作又如何回应“社会”这一宏大宗旨？社会工作是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上问题实质上涉及社会工作最终如何存活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学术市场与职业市场。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也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国内语境下，社会工作常常被简化为应用社会学的分支或社会学理论的应用，这显示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与学科界限尚未得到确认。这样的质疑与诘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与实践体系的独特性有待进一步厘清，专业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社会工作较多地依赖其它学科的理论与知识而很少反作用于其它学科这一专业意象并没有实质改变。最近，美国社会工作界一批顶尖的学者热烈讨论如何将社会工作建构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社会工作学”(science of social work)。本文希望加入这一讨论，结合美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化进程，讨论建构社会工作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及中国的可能贡献。

从“可有可无”到社会工作学：美国社会工作的科学化与学科化

1．从“社会诊断”、证据为本的实践到“社会工作学”

社会工作创立初期，Flexner于1915年曾提出“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这一触及社会工作者神经的尖锐问题，这样的直接发问激发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的专业性思考与争论，200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工作专业期刊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重登这一旧文，似乎暗示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至今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专业共同体需要不断重返的“元问题”。

实际上，社会工作界很多有识之士都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科学化”。里士满(Richmond)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社会诊断》中倡导：社会诊断应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社会工作者要在科学的指导下为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诊断与鉴定。1921年斯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授予里士满荣誉硕士学位，这是因为，她“为这一新的专业建立了科学基础”。

尽管以科学为目标，但社会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凸显自己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成为“可有可无”(fish and bicycle)的专业。1973年费舍(Fischer)的一篇综述性论文给出一个社工界并不乐见的结论：个案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的。可见，道德的崇高与专业的伦理不足以回应社会的质疑。为此，社会工作需要尝试回到科学的脉络里为自己寻求专业的合法性。一个必要的路径是将实践立足于科学研究，这样，重视科学研究以及强调科学指导下的实践就成为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助人活动之间的分野。

亚加拉顿与列维(1979)提出经验临床实践(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这个概念以回应这一专业诉求，他们宣称要将传统实验研究方法引入临床实践，这样就可以测量和显示临床实践的效果，因此社工要采用单一被试研究设计实证评估专业干预的成效。在此实践模式指引下，社工要反复采用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工具测量案主的功能并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选择治疗方式。雷德(Reid)认为经验临床实践这一模式推动社工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评估案主、确定干预方案和鉴定个案进展，更多地使用研究证明具有成效的干预模式。

更为实质性的进展是证据为本的实践引入社会工作之后。证据为本的实践是为了更为明确地凸显社会工作的科学性，也就是要替代权威为本的实践。权威为本的实践不是凭借科学知识的指导，而是以权威的意见、前辈的经验、未曾反思的直觉以及大众的看法为依归。但是，大众与权威并没有提供如何为案主服务的系统陈述，也未经科学研究证实，因此效果如何并没有明确的结论，甚至可能对案主造成了伤害而不知。相反，证据为本的实践是立足于科学知识，专业的干预是基于研究结果并将这一结果应用于服务案主(或案主群体)。

证据为本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社会工作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干预研究，这显然为提出社会工作学铺陈了可能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加州大学的John Brekke教授在美国社会工作研究协会201 1年会上正式提出“science of Social work”这一概念以更明确的方式指明专业的学科目标。“Science of social work”直译为社会工作科学，中文语境下可转译为社会工作学。为什么要提出社会工作学？John Brekke 2012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社会工作的科学研究和证据为本的实践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是时候推动建立社会工作学了。也就是说，专业建设的目标要从“科学化”转变为“学科化”。建构社会工作学的目的是界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独特性、形成学术与方法的一致性、确立社工的科学意识，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三个核心建构：生理心理社会视角、人在情景中和促进改变的服务体系，前两者体现了“社会”，后者展现为“工作”。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工作是一个整合性学科，旨在以整合的方式应用学科知识去解决不同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其因前述三个核心建构而形成独特的专业认同。尽管这样的论断在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之中尚未成为共识，但它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开辟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努力方向。围绕这一议题，美国社会工作界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工作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一直致力于争取专业合法地位并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化”努力又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化”确立了前提。

2．美国社会工作学科化的批评性反思

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学发展要实现建构社会工作学这一宏大目标，至少在知识体系、理论倾向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一，现有的知识体系过于微观导向。尽管社会工作倡导生理心理社会视角，但在美国，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医疗化和精神病化导致社会工作的微观化和临床化。尽管1960年代社区组织的概念与模式曾经风靡一时，但很快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的宏观社会工作式微，社会工作的干预聚焦再次定格为个人，临床社会工作发展迅猛，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也偏向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美国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更倾向于在私人执业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服务，这对社会工作的宗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学者警示说，“我们失去了神圣的目标”，这样的现实趋势无疑使得宏观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进展缓慢。这促使社会工作者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专业宗旨，回到“社会”的呼声顺势而出，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突破性进展。

第二，展现专业属性的原创性理论较少。社会工作涉及的领域广、面对的问题多，主要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因此尚未形成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整合性框架。与社会学理论发展相比较，社会工作需要帕森斯式的人物，对以前的理论进行综合性努力。但是，围绕生态系统理论建构起来的融合框架只是描述性的和说明性的，“人在情景中”只是苍白的表述，并没有理论解释力，这也意味着，目前主流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专业属性也不明确，尚未划定自己的专业领地，特别是没有摆脱社会学、心理学的阴影。

第三，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随着证据为本的兴起，美国的社会工作有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对个人体验的感知与阐释关注不够。但建构社会工作学需要亚历山大倡导的多维视角：即要看到科学是两极之间的连续体，“这个科学连续体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则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而科学话语的其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模型、定律、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这两端之间。”这一段引述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既牵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又关乎微观的、实践的命题，它试图连接经验观察到的世界与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这两极。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应包含了科学的不同层次。循着这一思路，社会工作学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这样的多维视野：既要重视形而上学的理论探索，又要关注科学知识的实践取向。

如前所述，在美国，社会工作学是以成为科学为目标而成为一门独立的整合性学科，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为这一论述奠定了基础，也为正式提出“社会工作学”的这一学科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不过，在中国语境下，要成为“学”，除了John Brekke所提出的核心建构、科学性、独立性之外，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学科的自主性理论体系。循着这一脉络并对照美国的发展态势，我们可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

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社会学不同之处在于，其干预的目标是个人与社会的交界面，既重视个人，又重视社会，具有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潘光旦先生提出的“社会学的点线面体”对此很有启示意义。在潘光旦看来，点是每一个人。社会工作理论首先要考察人以及人性，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这涉及到心理学理论和价值观的讨论。“点”与“点”之间连结就是“线”，线就是关系，是“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中国人传统上讲伦常，实际上重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说明社会工作需要有关系视角。“点和线的总和即为面”。面实际上就是更大的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讲人在情境中，也就是说要将“点”放在“面”里进行理解。对于社会工作而言，的确不能仅仅关注“点”或“线”的面向，而是要看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面的累积就是体”，这就是要引入时间概念。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除了在人的发展理论里引入生命历程这样概念之外，很少系统性地讨论时间问题。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或个人面对的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时间的框架或历史的维度里进行解释，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不了解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很可能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无法有效地以专业的方式回应这样的挑战。因此需要关注中国社会的动态变化，将历史的维度引入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一维度丰富了我们对人和事的理解。比照中国的现实而言，西方的社会工作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中国正在建构社会工作，这需要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一建构过程的发展性、过渡性与阶段性，不能简单与西方的成熟专业体制与职业体系进行对照，这需要新的理论视角。而这样的理论视角与知识体系对于建构社会工作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潘光旦提出的“点、线、面、体”四个字实际上正好暗示了社会工作学的不同维度：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与历史的。有了这四个维度，就形成了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基本线索。与美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要特别强调“面”与“体”的面向。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视野所及，将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样的宏大叙事进行关联，需要新的理论视野。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难从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思想支持。相反，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宏大议题上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创见，这对全球专业共同体是一个重大贡献，也弥补了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宏观视野之缺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是“政治的”，因为它要回应公平正义这样的宏观议题，也需要倡导宏观政策的改变以回应更多人的需要，从而改变社会的不平等。

2．促进科学知识与实践智慧的融合

要成为社会工作学，首先就需要变成“科学”。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形成共识，就是要推动证据为本的研究和实践：经由科学研究修订现有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从而将这样的研究结果转化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一部分；不断深人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议题，建构新的社会工作知识，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科学证据。

不过，社会工作学既要重视科学研究，又要重视实践智慧。这是因为，科学知识可能形成一种霸权，使得实践智慧成为屈从的知识。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各种形式的极端现代主义已经以“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点代替了实践智慧，“在好的情况下，科学知识认为实践知识是不重要的，在坏的情况下，则认为实践知识是危险的迷信。”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的兴起的确可能会以科学或专业化之名压制实践智慧的空间，临床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服务使用者的反馈始终处于证据链条的最底层，这是彰显了科学霸权，但未能包容不同类型的知识。

这就要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可能是有益的。比如，费孝通就认为理学的方法对于感知与觉悟的重视是有意义的。“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今天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大多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这一套认识方法，已经变成一套理念，变成一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确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可能是感知案主、认识社会的方式，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人与社会的深层结构，只不过我们以往对此重视不够，这是以后需要纠偏的一个方向。由此可见，需要在实证主义强调的“科学”方法之外为进一步理解社会工作所面对的人与事提供一个新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但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将这样的方法操作化、具体化。有了类似的努力与尝试，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就会更加丰富多元，且呼应后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多维视角。

3．倡导全球视野与文化自觉的结合

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需要有全球视角，特别是要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社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也应该形成基于人性的具有全球共识性的价值观基础和符合“科学”要求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建构与研究方法。但是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也需要有“文化自觉”，这样才能真正回应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自觉”这一说法，是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对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反思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之中的“自觉”所指向的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这就是不自觉的文化，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识，以浑然不觉或习以为常的方式看待，或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粗暴应对。因此，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样的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因此文化自觉是在全球文化坐标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实现自主适应，而非被动适应。

在西学新知不断引入的情况下，知识界很容易为“新”所困，有时候会简单地将所谓的“旧”弃之一旁，处于一种对自己的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却没有“自知之明”，这就要求反思我们的行动或实践，特别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译语”中得到解释的行动。尽管社会工作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新兴专业与职业，但不能忽视中国的传统智慧与历史实践与社会工作的关联性，需要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建构于本土思想资源的脉络之中。

4．推动理论整合与学科对话的综合

从理论进展这一点而言，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可以进行对照。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之广，似乎所有词汇后面都可以加上社会学三个字,从而变成“ xx社会学”，俨然社会学帝国主义的铁蹄横扫天下，但这样的表现之后，是内核的空虚，Collins无不忧虑地说，“我们失去了学科的连贯性；我们四分五裂为不同的专业领域，每个领域都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这是美国学科专业化之后的典型特征。社会工作不能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行，社会工作的理论进展需要综合整合与对话两个路径。

理论的整合要求有“体系精神”，因为没有体系精神，社会工作知识库将会一盘散沙，最后只能以所谓的“价值观”作为与其它专业的唯一区分，这不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声誉与学科地位的建构。目前社会工作界普遍缺乏理论体系的野心。诚然，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社会工作一般理论，但“中层理论”的叠加就有可能形成具有统整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因此这样的努力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需要寻求与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行对话。对话转向认为，理论的多样性为具有生产性的智识对话创造了条件。这一论断对与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社会工作要回应不同人群的需要、要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更要直面社会的急剧变动，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是多元的，可能短期内无法寻求一个统一的理论以解决社会工作面对的所有问题。但是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思想流派都有可能为社会工作从对话中汲取智慧并建构知识体系提供智识支持。

在中国的语境下，社会工作要以“科学”之名与政府、社会和民众进行沟通，“科学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专业共同体需要形成这样的共识。一旦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像美国那样得到确立，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学科化就有了良好的基础，这样就有可能慢慢摆脱强势学科的宰制，而界定自己的专业领地。

为此，需要涌现一批可以从事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研究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学的建构是否具备现实基础和知识准备。研究者要重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累积性。这个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已有社会工作价值、技巧与知识及科学化与学科化努力的基础之上，但要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审视它们在中国的适用性，这需要经由经验研究对它们进行验证，被确认有效的就需要纳入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要从切己的关怀出发，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领域、政策领域与实践领域生产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从而展现自己的专业性。

如此，“社会工作学”的建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科学”与“成为学科”是相继而动的。唯有这样，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才可能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成为社会工作学的内在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