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难与易

（本文根据2017年4月22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在厦门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重建的，期间有很多人从重建之初就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社会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我们是和这个学科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学学科从1920发展至今，我们个人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受社会学影响这么大，是因为我们本科毕业以后身处于社会学的成长时代，和社会学彼此邂逅，深受其影响，这也使我去思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其他学科相比难点究竟在哪些地方？以下我总结了五点：

一、社会学在中国知识体系中是一个外来学科，那么这样一个外来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社会时，在相当程度上没什么用处。大家可能对于我这个观点有些质疑，譬如“我们整个社会科学不都是外来的么”，但我个人认为这不完全一样，例如管理学这种东西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所要解释的问题实际上都是随着工业化以后出现的问题，那这样一个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学科，尽管它会遇到和中国现实相关的问题，但是它本身跟中国的传统的连带性没有像社会学那样密切。社会学的情况则不一样，尽管从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归中国社会与传统的联系（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观念、行为等），与刚才我讲的管理学科相比，它可能与传统交织性更强。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作为一种外来知识体系的社会学在解释中国社会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很难有效给予回答。

二、社会学在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在我过去写过的文章中有提到，社会学的学科本身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激进的一面，另一个是它保守的一面，这起源于德的“进步”与“秩序”。社会学强调进步，所以崇尚像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种思想传统，但同时它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动，是大革命秩序崩溃后的一种结果，所以社会学的这个两面性就导致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命运多舛。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谈论社会学的时候都会谈到1953年左右社会学被取消，当时费孝通先生当着毛主席的面直接请求他“能不能给其留一点子孙”，毛主席回答说“不能，一点也不能”。但其实我们也忘了，在蒋介石时代，社会学也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因为在蒋介石的那个时代，当时社会学最好的例证就是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社会学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学，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特别是知识界共产党人，就集结在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内。所以当时在蒋介石眼中，社会学就是一个左翼学科、一个激进的学科，一个动不动要改天换地的学科。所以最后蒋介石在去台湾之前用飞机运走了很多专家，但是就是没有运走一个社会学家，为了这个事情，叶启政教授在香港潘光旦讲座遇到费先生还专门问了这个事情的原因，费先生回答说“我们社会学家都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所以我们不和他同流合污”，但是从内在学科的角度讲，正是社会学的这种激进性，实际上蒋介石政府也是不喜欢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东海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以外，台湾的所谓国立大学里面唯一一个社会学系就设在台湾大学，其他的也是像我们一样是相当长时间内是空置的和不容发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科的命运多舛；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呢？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认为社会学就是给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做修补工作的，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社会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多舛给整个社会学的根都拔掉了，这是这个学科比较大的问题。

三、我们这个学科体系比较小。包括我们的教师队伍，例如我们厦大的教师就18人。在整个中国的大学里面，能够获得独立系科地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10到15个，很多社会学的系科都是跟公共管理、哲学、政治学在一起，而且往往处在边缘位置，因为建的比较晚；学生队伍也比较小，像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一天到晚要建研究型大学，就控制本科生的数量，我们的本科生招生数量已经每年控制在3000人不到，所以最后给每个学科的学生，像整个我们社会学院三个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最多的时候给70个人，少的时候60个人，社工实际上更难，要是完全放开让学生选，第一志愿选社工几乎没有，即使学社工的基本上毕业了都改行了。只有社工硕士，很多人是抱着改换门庭的动机来获得好的大学文凭，所以，我们真正同心同德的人不多，很多进来的都不是死心塌地以社会学为事业的，这也就是我们社会学教师和学生队伍体量小。体量小首先产生社会学顶尖人才的数量就会少，因为有多少人投入就会产出多少；其次体量小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会小，例如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影响也会小，相对于别的学科，有影响的学者型领导比较少。

四、学科体系中的边缘化。例如学科评估或评长江学者的时候，我们学科处于劣势。我连续三年都有参加评选长江学者的会议，竞争非常激烈，在那个里面你真的想把社会学的学者评上去是真的很难，所以我每次去都很紧张，因为一是怕对不起我们社会学的同仁，二是也是怕大家失望，而且现在的评选还不让人讨论，所以我中午吃饭时都是积极地跟大家沟通，因为只有那个时间才有机会和别人讲话，平常是没有机会讨论的。所以严格说来，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政治学发展真的不如社会学，例如《政治学研究》的文章和我们社会学的文章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并且差距较大。但是政治学的长江学者的数量却比我们多了将近一倍。另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学科到底是四个二级学科还是七个二级学科？”指导性的是七个，但是我们在申报长江学者的时候是按照四个来申报的，这个就造成一个院系只能报一个社会学，其他民俗、人类学、人口学总体来说，除了个别学校多一点的人才，大多数都挤在这个二级学科里头，因此报人数的时候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除此之外，还包括经费拨付，因为学科小，经费少。像过去社会学在南大是无经费的，这几年因为稍微发展好一些，会有一些经费拨付，否则的话会很边缘，不会被当做一回事。

五、缺乏职业性。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到，你学别的社会科学，比如你学法学，那马上就知道毕业出来是做律师或法官的，但是社会学通常学出来是不知道干什么的，这个是会影响学生投身这门学科的坚定性。

当然，社会学学科建设也有“易”的一面。这体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代，而这正是社会学学科成长的动因，我们回到当年19世纪社会学成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为什么社会学会出现，实际上，正好是西方社会遇到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的转型时期，那时社会学应运而生，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时代其实恰逢这样的一个时代。其次，是社会学学科关注的问题具有公众性，在现代社会容易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实际上在社会学的成长过程中，中产阶级阅听人的出现是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社会上的公众现在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即“issues”（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些兴趣对于学科的发展能获得知识和道义上的支持。